你说要带我去复查。我点头,顺手抄起墙角那柄缠了红绸的竹竿,我高举它,不是砸墙,而是敲击病房门框三下:咚、咚、咚。声音像更夫敲响他的梆子,更像在敲醒所有装睡的钟表。 “他们在罩子里。”我指指走廊玻璃幕墙倒影里那些西装革履的剪影,“领带是脐带,工牌是监测仪,打卡机在破坏我们的生物节律……,而我的锤子,只负责松土。” 你终于开口:“你到底想要什么?”我赤脚跳上窗台,张开双臂,“我要尝风的味道。”一缕穿堂风扑向我。它带着消毒水、茉莉香皂、远处烧烤摊的孜然,还有某种难以名状的酒精与蜂蜜混合的味道。
你久久不语。 我踮脚,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,呵出一团白雾,等雾气慢慢散开,显出三个歪斜的字:“我是谁。” 我们确实在病房。但病房没有墙。墙是别人用“应该”砌的,用“必须”抹的灰,用“正常”刷的漆。而病历本最后一页,我用铅笔写着:“主诉:持续清醒。症状:拒绝将灵魂折叠成A4纸大小。治疗方案:允许自己疯一次,就这一次——不为痊愈,不为出院,只为确认:当世界要求我站成标点,我仍能选择,成为一句没有句号的诗。” 此刻,窗外玉兰树突然集体摇晃,抖落满树花瓣。有一片落在我肩头,停驻三秒,又乘风而起,飘向你身后敞开的门。它飞得那么轻,那么慢,那么理直气壮地,不挂号,不候诊,也不签知情同意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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